本文摘要:
马克思比恩格斯早出生两年,从小受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大学时期受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后来在为《莱茵报》写作编辑的过程中,遇到了“盗林法”、“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等现实事件,看到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对不同等级的个人的态度、言论、行为的支配,从而产生了“令人苦恼的疑惑”:在一个由不公正的异己利益主宰的世界里,国家成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普遍自由怎么可能?
马克思比恩格斯早出生两年,从小受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大学时期受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后来在为《莱茵报》写作编辑的过程中,遇到了“盗林法”、“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等现实事件,看到了现实的物质利益对不同等级的个人的态度、言论、行为的支配,从而产生了“令人苦恼的疑惑”:在一个由不公正的异己利益主宰的世界里,国家成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普遍自由怎么可能?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考察《克罗茨纳赫条记》年各国政治演变的历史,探讨了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试图通过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来思考政治国家的异化及其扬弃。虽然这些探索使马克思认识到“公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公民社会”,但他并没有深刻理解“公民社会”的地位和本质,尤其是它的经济关系。
随着考察的深入,恩格斯从出于人道主义的道德义愤上升到对历史增长和资本主导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反思。1843年9月至1845年3月,先后完成《国民经济学批判纲领》 《英国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作品。他清楚地认识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没有发挥作用或者只发挥了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是现代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构成了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是政党形成的基础,也是它们被大工业所丰富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所有政治历史的基础。
”在当时,资本社会的这种视角是非常独到而深刻的。
作者:刘秀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恩格斯对资本社会的早期考察与反思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逐渐从《巴黎条记》(主要摘抄别人的文字)过渡到《手稿》(开始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观点)。
这是他在这个领域的入门作品。从1844年8月底到9月初,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巴黎会晤了10天,非常详细地交换和讨论了他们的思想。当时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已经公布并成熟,即将进入写作状态。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的主要思想和结构设计,这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讨论的问题和观点与恩格斯的著作有关。
恩格斯为马克思解决“苦恼问题”提供了思路
恩格斯200年前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他天赋异禀,读诗读书,善于考察和思考。他从小就对家乡五坡河流域的社会状况和不平等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按照商业父亲的计划,他高中没毕业就进了家族公司。
之后被送往当时德国最大的商业港口之一不来梅。1842年,他被派往国外学习英国的先进商业方法。这些简历让恩格斯发现,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大都市,但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条件却大相径庭。
他们居住的地区与资产阶级的地区严格分开,如果只是出去做自己的事或散步,他们一次也不会进入工人区。然而,当恩格斯下班后去工人区时,工人们破旧肮脏的条件使各种伤残和死亡事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强烈地感觉到,资产阶级只是为了钱而存在,他们只是在非人的、牲畜般的生活条件下,通过压榨同样是人的劳动者来满足自己无尽的欲望。
第二,《手稿》充满了对异化工人处境的同情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而恩格斯的《手稿》为此提供了大量感性材料。
英国是资本运营最典型的国家,工人阶级的贫穷和痛苦也是最完整的。恩格斯在21个月里进行了一次“个人考察”,从英国报刊书籍中收集了完整而必要的“可靠材料”,并据此撰写了这本名著。在此基础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入了“异化”的观点,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做了更深入的分析,认为工人以人类收入形式的“生计劳动”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性的,人所享有的劳动是“异化劳动”。
这就决定了无论社会是在衰落还是在增长,工人的命运都只能是持续稳定的贫困,而马克思指出要改变工人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消除劳动的异化。
恩格斯丰富而独到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不仅在《手稿》年发表了恩格斯的文章,还在《德法年鉴》年作了特别摘抄,并在《巴黎条记》(以下简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予以高度赞扬。如果说马克思曾经在分析关于盗伐森林的争论中认识到研究经济学的必要性,恩格斯的著作不仅使他感受到了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直接促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转向”。
恩格斯为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上述梳理和分析表明,恩格斯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细致考察和对经验材料的高度重视,在思想渊源时期为马克思所关注和吸收。这不仅有帮助
解答其“苦恼的疑问”更预示着在这一基础上擅长哲学思考和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一定把对“资本”问题的探究引向深入。
其三贯串《手稿》的主线是对私有产业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以客观地明白私有产业的历史作用为前提的这与《英国状况》中恩格斯的思路相当吻合。恩格斯认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破裂涣散的状态中团结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虽然没有解决贯串于人类历史的对立但却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获得了充实的生长而这恰恰是消灭对立、走上解放门路的须要步骤。
《手稿》中承袭了这个思路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门路”这是一条否认之否认的生长之路。在人类历史的生长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财富的形式感性地出现出以往人类生长的结果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对私有产业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
在准备《德法年鉴》历程中马克思读到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纲领》。这篇文章不仅指明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探究今世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更考察了这门科学的发生和生长的历史同时站在新的态度上透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领域。
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发生是商业扩展的效果而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历程是同商业和私有制的生长相联系的。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从某种水平上展现了资本社会的要素及其机制但掩盖了资产者对劳感人民的掠夺。为此恩格斯重新审视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分析了经济危机等问题。
《灼烁日报》( 2020年07月06日 15版)
“政治经济学转向”对于马克思一生思想的生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大学期间的专业是法学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还特别重视历史学习这些组成其思想起源期的学科配景和知识资源。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政治经济学转向”从而以深刻的资本批判确立起其在哲学界的卓越历史职位这也是18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向恩格斯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其一《手稿》自谓是以批判国民经济学、建设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说为目的的这一意旨受益于恩格斯。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纲领》中恩格斯认为经济学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但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商业体系只前进了半步因为它“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在《手稿》中马克思沿着恩格斯的思路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产业的事实出发。
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指明这些纪律是怎样从私有产业的本质中发生出来的”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要“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以逾越国民经济学。
不仅如此恩格斯早期的视察和思考还为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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